201701280855
我們活在動盪時代，民眾對現狀的不滿與日俱增，各國民眾不滿的原因都不相同，卻有個共同思維：人們日益覺得經濟被操縱了，以滿足少部分人的利益。 事實上，經濟成長的好處日益流向最高所得者。在經濟合作發展組織（OECD）中，所得分布在前10%的人，比最底層的10%多賺了十倍，高於30年前的七倍。 當不平等達到新高峰，所有人都要付出代價。在一些OECD國家裡，貧富差距擴大，造成1990到2010年間的總國內生產毛額（GDP）少掉6到10個百分點。當最窮的人無法充分發揮潛力，經濟成長將受衝擊。 決策者和政治領袖都在尋找讓經濟成長更為包容的方式，而在各種解決方案中，城市都將扮演核心角色。OECD國家的調查顯示，住在居民數超過50萬人城市的人口，占了總人口的一半，這些城市2001年來已貢獻60%的就業和GDP成長。 但這種成長卻不是包容性的：所有受調查OECD國家城市的所得不平等水準，都高於全國平均，只有加拿大例外。在美國100個最大都會區裡，有95個就業和經濟產出在大蕭條的五年後攀升，卻只有20個都會區的工資中位數出現成長。 近年來的經濟進步沒有讓普通勞工的生活好轉，而隨著富人收割了成長的好處，貧窮也變得更集中。布魯金斯研究所的研究顯示，2000年來，美國赤貧的社區數量已增加一倍。 這會產生龐大的成本。即使所得不變，在貧困社區中長大的人，生活前景也會大幅惡化。在倫敦和巴爾的摩等大都會區，僅隔數哩的貧窮和富裕社區，居民的預期壽命可能相差20年以上。 我們必須解決城市的不平等問題。OECD與布魯金斯研究所等機構在2016年3月，與紐約市長白思豪、及其他20座全球城市的市長合作，發起城市包容成長計畫（Inclusive Growth in Cities Initiative）。這項計畫認知到，這些市長在創造經濟機會、提高個體和企業產能上，須扮演關鍵角色。 在之前的布魯金斯研究所活動中，OECD祕書長葛利亞討論了城市能減少不平等的四個領域。 首先，城市能藉由擴大投資技職學校、讓各種年齡和背景的人都能學到有用技能，提高教育體系的包容性。例如，亞特蘭大市長里德與當地新創公司孵化器、該市勞力發展局及一間程式碼學校合作，提供年輕人指導者人脈網路，讓他們發展金融識讀和批判思考能力，並教他們編寫程式碼。 其次，城市都應確保人人都能獲得就業與創業機會，包括婦女、年輕人、移民和弱勢族群。已接收約8,000名尋求庇護者的斯德哥爾摩，正在發展一種新型態的成人學校，教導要進入參與當地職場所需的語言、文化和技術能力，作為全面整合移民策略的一環。 第三，城市須確保所有人都能在安全且健全的社區裡，獲得高品質的平價住房。巴黎市長伊達戈的「優先購買權」計畫，讓地方政府能收購來自指定社區的待售房屋，提供給可能無家可歸的貧困居民。 最後，城市應確保所有人都能輕易取得公共基礎設施和服務，包括公共運輸、水、能源、廢棄物處理和寬頻網路。紐約市的IDNYC計畫免費提供由政府發行的識別卡給所有居民，讓無家可歸者與無證移民等邊緣化族群也能使用紐約市的資源。 城市包容成長計畫等努力，都在幫助逐一扭轉城市的不平等加劇浪潮。我們愈能利用地方解決方案因應共同的全球問題，就愈能取得愈多進展。
名家瞭望／城市包容成長的願景
他是不是騙我說加班其實是跟人家出去玩?讓徵信社告訴妳答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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